来自大理的南诏后裔皮逻阁为何能统一缅甸 (攻城掠地南诏)
来自大理的南诏后裔皮逻阁为何能统一缅甸 (攻城掠地南诏)
缅甸部落三巨头
纵贯全境的伊洛瓦底江将缅甸南部三角洲地区冲击成大片的沃野良田，也为中部的河谷平原带来充足的水利资源。大约2000年前，两支来自中国的部落先后沿着大江从云南迁徙到缅甸，其中一支在伊洛瓦底江河谷安家，另一个则在沿海地区扎下根来。
在河谷地区安家的骠族老家在青海、甘肃一带，是缅甸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居住者，尽管在他们之前，早就有热带地区的土著生活在伊江两岸，但骠族显然代表了更为先进的文明。他们在河谷地区开始了农业和畜牧业，并作为中间商，垄断了中国和印度之间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
从魏晋到唐朝，中国的史籍上都记载过骠族的情况，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曾写下过新乐府《骠国乐》记录贞元十七年（801年）骠国乐舞到长安表演的场景：“玉螺—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斗薮龙蛇动”，可见这种乐舞的主要乐器是螺号和铜鼓，舞者顶髻纹身，舞姿耸动跳踊，时而摇摆旋转。至公元8世纪，骠族在伊洛瓦底河谷平原上聚集成18个城邦，以卑缪为都城，建立了骠国。
2014年6月，现存的3个骠族城镇遗址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缅甸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古迹。
卑缪的骠族古城于2014年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遗产。骠族是缅甸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移民。
在沿海地区盘踞下来的孟族，是柬埔寨高棉人的近亲，他们擅长渔业和海上贸易，逐渐在缅甸东南沿海和泰国南部建立起了几个城邦，并将触角伸向泰国内陆，甚至到达老挝。孟族人从斯里兰卡引入了小乘佛教，并将其传播至中南半岛，被称为“东南亚的佛教信使”。孟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缅甸现在的文字就是在孟族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孟邦首府毛淡棉的佛寺。孟族是将小乘佛教传播到中南半岛的“信使”。
尽管骠族和孟族很早就进入缅甸并建立了城邦国家，但真正一统缅甸全境的却是另一支来自云南的族群。
缅族：从南诏到缅马
公元8世纪，以现今云南大理州巍山县为中心的彝族城邦——蒙舍诏——吞并了洱海周围的另外几个城邦，史称“统一六诏”，从而建立了南诏国。蒙舍诏的第四代君王皮逻阁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帝王，他统一六诏后，将都城搬到了现在大理古城附近，凭借洱海周围的肥沃土地和苍山天险，使南诏迅速称雄于莽莽云贵高原。
南诏是一个尚武的国家，身处大唐与吐蕃两个强大王朝的夹缝中，时而联蕃据唐，时而弃蕃归唐，左支右绌，竟然也打下了不小的一片天地。
707年，吐蕃进犯南诏国境，唐朝派遣唐九征为讨击使，率兵与南诏军队并肩作战，击退吐蕃军队，拆除了吐蕃建在漾濞江上的铁索桥，切断了吐蕃与洱海地区的交通。唐九征在漾濞江边竖立了一根铁柱，用来表彰战功，并以之标记大唐与吐蕃的边界。这就是后人孙髯翁在昆明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里写到的“唐标铁柱”典故。
而到了755年，中国北方发生“安史之乱”时，南诏又联合吐蕃军队进犯大唐后方的四川，攻城略地，抢夺人畜。据唐朝末年樊绰所著《蛮书》记载，南诏归化了西南地区众多蛮族部落，士兵身披虎皮，生食畜肉，阵中以大象猛兽开道，南征北伐，所向披靡。
832年，彪猛善战的南诏大军翻过横断山脉，一路杀进伊洛瓦底河谷，攻破骠族城池，灭掉了骠国，并掳走三千多人、带回大理做奴隶。
然而，进入公元9世纪后期，由于连年的征战，南诏国力渐衰，随后发生了王室内乱，权臣篡位。其后的几十年间，大理地区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最后于937年由白族人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才算安定下来。
在南诏大军征讨骠国时，一部分军民留在了伊洛瓦底河谷。他们留下的目的起初是为了帮助南诏镇守大后方，并开拓新的屯田基地，以保障南诏征战的后援。但是，到了南诏王国逐渐衰落的时候，这些远离家乡的征人渐渐意识到“故国不堪回首”，归程遥遥无期。伊洛瓦底河谷为他们提供了广袤的牧场和良田，连年征战培养了他们的纪律性和团队精神，很快，他们就成了河谷地区的新主人，并逐步修建了城堡，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城邦。
从那时开始，他们渐渐摒弃了“南诏人”或“哀牢人”的称谓，而自称为“缅马”（Mranma），意思是“强大的骑士”。缅甸现在的国名——Myanmar——就是从这个称谓发源而来的，而这些留在伊洛瓦底河谷的南诏人从此变成了后来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
缅族人先后在今天曼德勒省伊洛瓦底江和她最大支流钦敦江的汇合处建立了数个城邦，其中最早的一支是于849年建立的蒲甘国。
蒲甘古城现在已经成为缅甸最重要的旅游地，大约有2000多座佛塔和寺庙得以幸存。
南诏后裔首次统一缅甸
关于蒲甘王国的起源，现代学者的考古研究与缅甸古代皇家编年史的记录有很大的出入。缅甸人将蒲甘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而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及考古学的佐证，很多皇家的记录大多来自后人编织的传奇故事。
缅甸和越南一样，为了摆脱中国的“阴影”，在神话故事中编造出一个自己的始祖，以示“正本清源”，表明自己的民族是现在国家版图上的世袭土著，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在缅甸人的传说中，蒲甘的缔造者是太阳神之子与神龙之女结合而生，长大成为一个巨人，百步穿杨的神箭手，长寿110岁，等等。而现代科学研究和邻国文字记载的历史，则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不管怎么说，在蒲甘建国的年代，蒲甘只是伊洛瓦底河谷地区众多的城邦小国之一。附近骠族的城邦仍旧苟延残喘，南方孟族的城邦也渐成气候，更多的民族部落翻山越岭而来，栖息在高原与河谷之间。直到蒲甘国成立了将近200年后，1044年，一位缅甸人民心目中的伟大英雄——阿奴律陀，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阿奴律陀从兄长手中夺下王位，在随后的30年里，他骑着战象，亲自率兵东征西战，逐个兼并了河谷地区的其他城邦，统治了整个伊洛瓦底河谷。然后，他的军队继续四面出击，向北一直打进云南，与大理国划地为界；向南消灭了孟族城邦，占据了沿海港口，扼住了通往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通道；向西南杀进阿拉干王国（现缅甸若开邦）的领地，令阿拉干国王纳贡称臣；向东南占领了德林达依海岸，击退了高棉帝国的扩张大军。
蒲甘王国控制的地盘基本上覆盖了今天缅甸领土的面积，阿奴律陀成为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境的国王。这位“缅始皇”随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很快将蒲甘发展壮大成为在东南亚与高棉比肩的强大帝国。
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央集权的程度和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最高统治者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稍有疏忽，轻易变更国家制度中防微杜渐的东西，就会酿出天大的祸乱来。发生在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明证。
唐玄宗像唐玄宗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开元末年的唐玄宗，已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到天宝年间，更加昏聩。即位之初曾严厉实行打击不法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的国策，已不再实行。均田制逐渐废弛，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再度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私属”，承受封建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统治阶级的腐朽奢侈的生活，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使朝廷所需费用剧增，财政危机日盛一日。为了解决人不敷出的矛盾，先是重新议定租赋，设法增加人民的法定负担；仍不足用时，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地方官吏乘机上下其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的百姓逃亡之后，官府又实行“摊逃”法，即将所逃之人的赋税，分摊在尚未逃亡的四邻身上。这又迫使未逃者也不得不逃。天宝时王鉷共任户口色役使，他是有名的搜刮能手，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租庸，有并征30年者。除赋税外，兵役和其他徭役也很繁重。杜甫《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诗句，真实地反映出在开元、天宝年间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是错综复杂，倾轧不已。由于玄宗本人的昏聩，昔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那样贤德正直之辈，已不能立足朝堂，以李林甫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占据宰相之位；以玄宗十分宠信和依赖的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开始崛起，在朝廷政治中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杨贵妃而迅速晋升的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权势更是炙手可热；而李唐宗室子弟，是名正言顺的嫡系力量，在权力角逐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几股力量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均以名利地位为目标，很少以国家大局为重，更少虑及百姓存亡，政治黑暗，朝政日非。
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严重。开元末年和天宝年间，唐玄宗不停地在西、西南、北、东北用兵，袭击吐蕃，征伐南诏，进攻契丹，迎战大食，几乎均为不义之战，给国内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人民，都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北部边区的民族矛盾，更为严重。从隋朝至唐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身民族的风俗习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人民。遇有饥荒，也不赈济，把人家的酋长当奴仆使唤，导致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杀了赵文翔，攻陷营州等12州。玄宗开元年间收复这些失地后，一段时间矛盾有所缓和，但后来又出现裂痕。尤其是安禄山经营了这一带以后，对少数族人民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相当尖锐。
最为要害的，是这一时期“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开元以前实行“府兵制”时，军事力量的布局是“内重外轻”。开元年间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兵士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且，“武皇（指唐玄宗）开边意未已”，边镇兵力必然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有人统计，天宝年问，边镇兵力约为49万，唐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京畿诸州“弓广骑”（职业兵募）仅有8万余人。“内轻外重”的格局已经形成。
与这一格局形成相应的，是边镇蕃将势力的扩大。这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本来在唐初，边帅均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较大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帅入相的。对于“蕃将”即少数族将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等，一般也不让“专大将之任”，他们远征时，要由朝廷另派大臣为最高统帅，加以节制，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勣为元帅。这样做，并非对少数族将领不信任，而是一种国家防微杜渐的纲纪，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有限制作用的。但开元后期李林甫当宰相后，给唐玄宗出了一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更为可靠。他的实际用意，是断绝边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因为胡将既然没有文化水平，就不能做宰相。唐朝原有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胡将作边帅，还是新鲜事。在李林甫建议之前不久，有人诬告河西等四镇节度使王承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惊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处死了王承嗣。玄宗深感节度使如果与王公大臣有瓜葛就很危险，现在一听李林甫的建议，很快就采纳了。于是，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天宝六年（747年），边镇节度使大都是胡将了，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扩大，难以调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举兵挥戈之事，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当唐玄宗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时，深受他宠信的安禄山举兵反唐了。这场叛乱，持续了8年之久，经过3个阶段，在唐朝3代君臣的努力下，方才平息。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人。他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方才改姓安，名禄山。据传他能说6种少数族语言，貌似粗憨，内实精明。少时在军中做过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步升为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751年）时兼领平卢、范阳、河东3镇。安禄山极善伪装，以取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与信任。他初进京城，装成一个大傻瓜，见了太子也不下跪礼拜，当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时，他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百年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而下拜。他是个大胖子，体重300多斤，在宫中跳起舞来却旋转如飞，玄宗与杨贵妃很欣赏。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心！”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暖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天宝九年（754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帅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屯积粮草，饲养战马，使军队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军队的数量与实力。
古人建筑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答应和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备。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
第一阶段由起兵到攻占两京，约半年多时间。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时，玄宗开始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认之后，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并夸口叛军必生内乱，不到10天，安禄山就会被部下所杀。玄宗与满朝文武在惊慌之中，又生侥幸心理，而安禄山却如同风卷残云般地攻城掠地，不到一月就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黄河。唐玄宗急忙调兵遣将，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抵挡，又在长安连募带凑了5万人马交由高仙芝驻陕州，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防守黄河以南。不久，封常清与高仙芝均战败，东都洛阳失守，二将退守潼关。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杀了高、封二将，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进讨安禄山。这期间，在叛军的后方，平原（今山东德县）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河北17郡响应，重新归顺唐朝，安禄山在河北只剩下6郡，被迫停止进攻潼关。河南南阳太守鲁灵、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军，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就先过起了皇帝瘾，于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之后一段时间内，唐军在河北反击得胜，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放在保卫河南到范阳老巢的退路上。正当两军在潼关对垒，哥舒翰坚守伺机之间，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进攻陕郡。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引兵出关，遭叛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本人也当了俘虏。这年的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国忠、杨贵妃等仓皇出逃，西京长安失守。安、史起兵半年多，连陷唐朝两京，算是初达目标。
第二阶段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郭子仪收复两京，约一年多时间。太子李亨随玄宗出逃西幸途中，被百姓挽留，于是北上今宁夏灵武，在随臣拥戴下，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自立为帝，改元为至德，号肃宗。这时郭子仪率精兵5万来到灵武，肃宗的密友、有“布衣宰相”之称的李泌也应邀前来辅佐。在李泌的建议下，肃宗以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又向回纥借兵，联合反攻安史叛军。这期间，安史内部发生矛盾，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又不大服气安庆绪，叛军内部不稳。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唐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睢阳10个月之久，粮尽食鼠，鼠尽食人，城破之后，英勇就义。他们以1万兵力牵制了安、史叛军20余万，既防止了叛军南下，又保证了唐朝经济供应线的畅通，并为郭子仪等军的反击赢得了准备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等将领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收复长安；十月，又乘胜收复东都洛阳。这年十二月，唐肃宗启驾回宫，叛将史思明投降，被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以两京光复为标志，唐军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从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到史朝义兵败身亡，约6年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长安光复后，肃宗令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九节度使是：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灵，兴平李奂，滑州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琮，河南崔广远，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讨伐安庆绪，又任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各路节度使。这时安庆绪在邺城（今河南安阳），以让位为代价请求史思明援助。因鱼朝恩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反攻失败，九节度使退出河北战场。史思明杀了安庆绪，留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回范阳去当大燕皇帝。这期间，唐军与史军时有交锋。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又杀史思明，自立为大燕皇帝。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死，代宗李豫即位。这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总反攻。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史朝义想北投契丹，被李怀仙追击，走投无路，缢死在森林里。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安史之乱”对全国尤其是北方的经济破坏是空前惨重的。安史叛军步骑散漫，攻城掠地，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回纥军助唐平叛，肃宗允诺：“破城之后，土地和士庶人口归唐朝，财帛子女都归你们！”因此，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动辄以万计，火焚旬日不灭。唐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劲旅朔方、神策军，在攻占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时，以为这都是叛军所据之地，任意掳掠达3个月之久，使所有的房屋都空空荡荡，城中百姓只好以纸当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失败后，一路掳掠，当地官吏根本无法阻止。长时间的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据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为891.47万户，口数为5291.93万口。大乱之后，只剩下193.31万户，699.0386万口，十减七八，虽不准确，但也可见损耗程度是空前的。一代诗圣杜甫在《无家别》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中受破坏最大的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的4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以及汴河沿岸。《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就这样说：东周（即洛阳）之地，长期陷于叛军之手，宫室焚烧，十不留一，百官办公的地方一片荒芜，连尺把长的一根椽子都没有。畿内（都城周围）的地方，人口不满千户。街道上充满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东千里之内，都是人烟断绝，一片萧条景象！长安周围，也是“闾井肃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残，地阔人稀”。由于破坏严重，物价高涨，一斗米价少则千钱，多至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多倍；绢价涨到4000钱以上，比开元时高出20余倍。这又迫使大量人口“转死沟壑，离去乡间”，在死亡线上挣扎、流亡。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与唐代宗的姑息养奸有很大关系。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也纷纷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担任唐军统帅的仆古代人物固怀恩，担心一旦彻底平叛，自己就不会再受朝廷重用，于是向中央请示，要留下薛嵩、李宝臣等安史旧部，继续统帅河北诸镇，唐代宗只图眼前平安，可以早点罢兵，竟然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河朔地区基本上仍由安史降将占据。而中原一带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新设的节度使，也因朝廷的姑息（其中含有借此抗衡边镇节度使之意）而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至于缘边地区的其他旧有藩镇，自然也“坐大”起来。这些藩镇将领，“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掌有很大实权，而且职位逐渐由父子兄弟相袭，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再逼唐王朝予以承认，实际上成为各自独立的封建军阀王国。藩镇之间，因各种关系而互相勾结，又因各种利害而相互争夺，攻伐不已，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唐朝皇帝极类似春秋时期空有“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
由于以上两种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和对边防的捍卫能力大大减弱。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与藩镇割据是互为表里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央王朝能够“一声喝到底”的区域越来越小。对边防捍卫能力的减弱，在“安史之乱”中和“安史之乱”后都表现得很明显。天宝十四年（755年）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乱，留在边境的，多为老弱残兵，周边少数族乘机攻占边区。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等3城。宝应元年（762年），又占秦、渭、洮、临等州，次年侵人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后来还干脆攻占长安，并肆行掠夺。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也被吐蕃占领。在南边，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清溪关（今四川犍为县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掳掠大量人口、珍宝而去。
在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极不安定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汉水流域。在南迁的人中，一部分是地主官僚，但大多数是避乱的劳动人民。这一时期的人口南移，加上东晋南朝以来的人口南移，使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甚至包括政治的中心地带，都转移到了南方，这不仅在唐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
家是一个人温暖的港湾，戍边将士思乡心切，擅自北归，引发了一场大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但是却为大唐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公元868年，庞勋率领800戍卒由于迟迟不得归家，擅自北归，队伍越走越大，竟由800人发展成为一支20万人的叛军，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区域性叛乱，从而动摇了大唐的统治根基。
虽然最终庞勋之乱被成功镇压，但是乱事环境并未因此而改变，叛乱的余党仍在伺机以动。“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一语言道出庞勋之乱对于唐王朝的深远影响。
庞勋之乱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有人认为，庞勋之乱属于农民起义，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庞勋之乱实则武宁骄兵兵变的升级版。
当时南诏屡屡进犯大唐领土，于是紧急征调兵力去镇守安南。公元862年的武宁镇兵变虽然被王式镇压，但是朝廷仍旧怕其继续为乱，于是在在这里招募了三千人去安南戍边，其中800人戍守桂林。
本来是三年一个轮转，但是这八百人一守就是六年，期间多次上书请求回家，但一直没有被允许。崔彦增要求他们继续再留守一年，这群人再也忍不住了，于是趁机作乱，擅自北归。
庞勋之乱，表面来看是由于长期不让归家引起的叛乱，但假如崔彦曾能够协调内部关系，安抚这群士兵，可能就不会出现这场叛乱。恰恰这群士兵是在武宁镇走出来的，而且武宁镇的士兵素来骄悍，加上崔彦增“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主帅能力不足以协调各方面关系，使得官兵矛盾激化。
桂林生活艰苦，戍卒远离家乡，当地长官不懂得体恤士卒，士卒长期生长于武宁镇养成骄悍跋扈的习性，在自身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必然奋起反抗。因此庞勋之乱从根源上与前几次的武宁镇叛乱性质相同。
庞勋之乱的发展与性质
庞勋起初以800戍卒为核心力量，北归的途中，又趁机吸纳了不少的农民与其他力量，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他们本身是以北归为目的，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多与力量的加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觉在内心油然而生，为何不趁此搞个节度使当一当。
但是要区分一点的就是，这八百戍卒一直是这支军队的主力军，因此即便是队伍融合了数万其他的力量，这次起义的力量还依旧处在庞勋等人的控制之中。而且他们并没有和黄巢起义一样，以推倒大唐统治为目的，庞勋这群人只是想保住性命，然后混一个节度使当一当。由此可见，这场起义虽然浩大，农民参与数量巨大，但不能算农民起义。
庞勋之乱的影响
唐王朝统治的末期，士兵掀起的叛乱屡见不鲜，而地方农民也时有起义发生，但是庞勋之乱将二者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实现了军民同战，农民帮助庞勋攻城掠地，各地节度使趁机捞好处，消极避战。
这群由普通戍卒与农民组合起来的所谓义军，竟然从南向北如入无人之境，庞勋等人就是普通的士兵而已，这场叛乱竟然持续了一年多，真的不可思议。最终在沙陀军的参与之下，庞勋之乱被镇压下来，同样庞勋之乱中暴露出的唐统治的弱点以及对地方控制力的孱弱，被沙陀军悉数获得，于是产生了轻唐之意，为之后的祸乱埋下了伏笔。
庞勋之乱将唐王朝威武的面纱撕了下来，庞大的王朝统治，竟然对付不了一群“杂牌军”，让天下之人看到，大唐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天下易手已不无可能，极大的鼓舞了底层人民推倒大唐统治的信心，为之后的黄巢之乱奠定了基础。
时针说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统治者不能协调好内部关系，保障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哪怕是再坚固的统治，也抵不住人民的奋力一击。
庞勋之乱开启了唐朝崩溃的序幕，而且也是中原王朝之后屡遭外在侵略的原因。庞勋之乱是唐末大动乱的前奏，也是李唐王朝由安转危的关键。
“曲靖”一名作为区域名称的正式通行使用是在公元1276年，即元代的至元十三年，元王朝中央政权设“曲靖路”总管府在今曲靖，“曲靖”一名方正式通行使用。“曲靖路”总管府的府第和治所仍设置在新命名的曲靖。“曲靖”一名从元代的至元十三年通行使用至今的七百三十多年中，探究其使用的由来原因，说法颇多，至今尚无客观的逻辑化定论。在此谈一下我对“曲靖”名称起源与由来典故的考证结论。“曲靖”一名的出现，最早是在《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中的原文是：“ 两爨蛮。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距龙和城，通谓之西爨白蛮；自弥鹿、升麻二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乌蛮。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守，中国乱，遂王蛮中。梁元帝时，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召诣荆州，有爨瓚者，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玩分统其众。隋开皇初，遣使朝贡，命韦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未几叛，史万岁击之，至西洱河、滇池而还。震玩惧而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达为昆州刺史，奉父丧归。而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太宗遣将击西爨，开青蛉、弄栋为县…… 有两爨大鬼主崇道者，与弟日进、日用居安宁城左，闻章仇兼琼开步头路，筑安宁城，群蛮震骚，共杀筑城使者。玄宗诏蒙归义讨之。师次波州，归王及崇道兄弟千余人泥首谢罪，赦之。俄而崇道杀日进及归王。归王妻阿奼，乌蛮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于是诸爨乱。阿奼遣使诣归义求杀夫者，书闻，诏以其子守隅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讨不置，阿奼诉归义，为兴师，营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虏其族，杀辅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稍离弱。 阁罗凤立，召守隅并妻归河睒，不通中国。阿奼自主其部落，岁入朝，恩赏蕃厚。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日进等子孙居永昌城。乌蛮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与峰州为邻。贞元中，置都督府，领羁縻州十八”。新唐书中是“曲靖州”三字，这是史籍中第一次将“曲州”和“靖州”合起来使用的证据，为“曲靖”一名后来作为区域名称开了先河，夺了先声。笔者根据史籍中的载述认真观阅思索分析研究后认为，爨氏地方政权杀了唐王朝中央政权派在安宁筑城的使者，唐王朝皇帝玄宗震怒，支持南诏讨伐爨氏，爨氏向唐王朝谢罪获赦之。但爨氏后随之内讧，互相斗殴并残杀。爨归王被爨崇道杀死后，爨归王之妻阿姹就向南诏请求相助攻击爨崇道。狡诈的南诏首领皮罗阁并未采取攻杀之势，而是讨好地把两个女儿嫁给相互攻战的爨氏双方之子为妻，皮罗阁以此方式劝解和麻痹爨氏双方。但争斗的爨氏双方既不警惕皮罗阁以嫁女相劝的叵测居心，爨氏双方仍然彼此攻击不休。阿姹再次请求南诏的皮罗阁相助，南诏军队乘爨氏双方混战之际，南诏首领皮罗阁率军攻陷曲靖城，在大肆杀戮中，皮罗阁竟将其亲家——爨崇道和其女婿——爨辅朝父子俩都杀死。爨氏势力遭此重创元气大伤，但爨氏地方政权的势力依然不弱。可是，受重创的爨氏双方并没从此惨痛事件中吸取这流血的教训，停止内讧，团结对外。且依然是矛盾与纠纷，磨擦与相斗不断，爨氏这种自毁江山的行径，为南诏消灭爨氏地方政权的统治势力创造了条件。唐代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南诏的首领皮罗阁死，其儿子阁罗凤立，袭授唐王朝中央政权于公元738 年封给南诏首领皮罗阁的“云南王”。这时，恰巧又逢爨氏内部再次分裂并爆发激烈的争斗及火并状况，且出现了爨归王之子——爨守隅竟与其妻子——皮罗阁之女，夫妻二人一起投奔南诏的情况。如此大好时机，南诏哪能错过，阁罗凤乘此机会率军攻陷曲靖城，肆行无忌的屠城并夺取“两爨”（西爨白蛮、东爨乌蛮）地区。之后，为彻底削弱和消灭爨氏势力。此灭爨之历史事件，在上述史籍《新唐书�6�1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6�1南蛮下》中的载述是：“……阁罗凤遣昆川（今昆明，笔者注）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古永昌即今保山、大理、德宏的大部分地区。笔者注）。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至此，曾经不可一世，从公元339年在霍氏、孟氏火并同归于尽后崛起独揽古南中地区地方政权的爨氏家族势力，到公元 748年止，作为云南地方家族势力的爨氏地方政权雄霸古南中（今云南和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在当时合起来称为“南中”）地区长达409年，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爨氏家族势力的地方政权遗留在曲靖的《爨宝子碑》和陆良县的《爨龙颜碑》此两通碑刻文物，是爨氏家族势力的地方政权雄踞统治古南中地区409年的实物证据。然而，爨氏大姓这样一个拥有内地先进文化并发展壮大的特殊家族势力，却因内乱不休，为后起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消灭掉，确实发人深省：爨氏因别人的内乱火并同归于尽后得到发展机会，但是却未能吸取历史教训，不断完善自我，避免内耗，反而纷争不止，即使在大敌当前和遭到屠杀时，也未能停止内部争斗，终将长为409年的基业毁坏殆尽，整个爨氏家族被拆分迁往它乡异境，云南的统治中心也从曲靖转移到了南诏国的所在地今大理。连“爨”这个姓氏也随着爨氏势力在公元748年的灭亡，逐渐在云南范围内销声匿迹了。南诏在公元748年攻城掠地后又将爨氏的二十余万户迁往滇西，曲靖城空死寂，唐王朝就从曲州、靖州两地移民到当时的宁州，从曲州、靖州迁移到宁州定居的人们，怀念自己的故地，为了不至于忘却，就从曲州、靖州中各取第一个字合起来作为他们新居住地的城名，所以在史籍《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中就有了“曲靖州”三字，这就是“曲靖”一名是怎样来的原因和来历的典故。但“曲靖”一名当时并未通行使用，到了元代才由元中央政权正式启用并作为区域名称使用至今。还有一个佐证是《徐霞客游记》下第733页中，旅居曲靖后的徐霞客在记述“曲靖”名称时说：“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与史籍《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中的记载相吻合，这也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印证。
